据知情人士向彭博社（Bloomberg）透露，全球第三大广告传播集团达邦集团（WPP）麾下媒介投资管理集团群邑中国前高管底飞（Rycan Di），因与其前同事收受总计高达12亿元人民币（约合1.76亿美元）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被判处无期徒刑。
作为WPP旗下媒介代理集团群邑集团（GroupM，现在已经改名WPP Media）中国区前首席投资官，底飞于今年3月被判定收受几家媒介分包商（Media Broker）的回扣，作为交换，他将群邑中国的部分广告投放业务分配给了这些公司。
由于在中国获取法庭文件和旁听听证会受到严格控制，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讨论敏感事宜。这起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贿赂案件之一的法院判决书并未公开。
当然，它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广告行业最大的贪腐案，应该没有之一。
最开始，行业内已经被“8.2亿”的案值震撼，但是最终二审上，整个案值突破十亿大关，达到了12亿人民币。
据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底飞的前同事姚岚（题图中）和洪心（Diana Hong，题图右）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和4年。他们补充说，底飞已对判决提出上诉，预计结果将在今年年底或2027年初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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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P集团的一位发言人也对彭博新闻表示，虽然WPP并非诉讼当事方，但在此过程中全力配合了当局，并尊重法院的判决。该发言人称，公司已知晓这些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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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上午，WPP在伦敦的股价一度下跌3.3%，本周累计跌幅达到8.7%。
长期以来，返点驱动型交易一直是媒介代理行业的灰色地带，也是美国另一起涉及WPP的法律纠纷的核心。美国法庭文件显示，由于能够无与伦比地接触全球品牌的营销预算，WPP和其他大型广告公司能够从依赖广告支持的媒体平台获得折扣。
这种做法在广告业颇具争议，因为它为公司或个人将回扣中饱私囊、而非将全部利益返还给客户提供了可能。
这些法律纠纷加剧了WPP的困境，该公司目前正面临销售额下滑、不少客户流失以及投资者信心减弱的难题。
该集团曾是全球最大的广告控股集团，但在过去一年中市值已缩水约一半。该公司正寄望于新任首席执行官和全面重组（包括品牌改革和裁员等成本节约措施）来扭转局面。
在2023年前员工被捕后，WPP Media更换了其中国区领导团队（包括中国区CEO、首席投资官和媒介购买团队）。补充：今年年初，WPP Media再度更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来自资生堂的陈怡接替。
受疫情后遗症的持续影响、客户投放需求疲软以及客户流失，WPP Media近年来在中国的销售多少有些举步维艰。
据知情人士根据法庭听证会所述，这起案件涉及一种做法，即WPP将媒介采购外包给中介公司，这些中介公司汇集不同客户的预算，以从媒体渠道获得基于数量的返点。
知情人士称，法庭获悉，这些媒介分包商（Media Broker）截留了部分返点作为其业务收入，而非将所有返点返还给WPP Media的客户。
据知情人士透露，法庭还获悉，群邑（的媒介购买高管）通过要求媒介分包商购买其咨询服务、提供额外折扣或免费服务的方式，从中分得一部分收入。
虽然这些要求侵蚀了分包商自身的利润，但它们为了换取从群邑中国获得更多业务，感到有必要配合。
据知情人士称，法庭获悉这三名被告负责处理与群邑分包商相关的事务，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部分资金被转入与他们有关的银行账户。而多位行业人士透露，底飞本人名下至少购买了思南公馆的一套别墅和伦敦市区的一套公寓。
在上诉中，底飞的律师团队辩称，被告所收的资金是他们代表群邑中国处理的媒介返点（media rebate），因此应被视为挪用公司财产，而非收受贿赂。
底飞的律师团队同时辨称，媒介分包商留存的返点（据说有时高达客户广告预算的20%）实际上处于群邑中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该公司对其分包商的业务拥有支配权。他们还对被告所收资金的数额提出了异议。
在另一起与中国案件无关的美国法律纠纷中，WPP前高管理查德·福斯特指控公司在他对返点驱动交易的做法提出担忧后，不当终止了他的雇佣关系。
福斯特声称，WPP通过复杂的交易结构、未披露的附带安排和不透明的财务报告，不当保留了在五年期间从返点驱动交易中产生的、高达40亿美元价值中的约一半（也就是大约20亿美元）。
WPP否认了任何不当行为，辩称其内部政策和行为准则要求，在法律或合同要求的情况下，将返点转交给客户。
从2023年10月案发时的震惊业界，到2026年终审判决的尘埃落定，底飞姚岚洪心受贿案历时近三年，最终以主犯底飞获无期徒刑、两名从犯分获重刑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