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支撑你走下来?又有哪一个时刻让你醍醐灌顶?本期内容独家编译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JR)对11位资深记者的采访，分享他们职业生涯中的AHA时刻，共勉。
*注：Aha moment，“顿悟时刻”，由德国心理学家及现象学家卡尔·布勒首创，定义为“思考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愉悦的体验，期间会突然对之前并不明朗的某个局面产生深入的认识”。
Vanessa Grigoriadis
《纽约时报杂志》/《名利场》，撰稿人
我一直认为，应该由报道决定故事的角度，而不是故事决定报道。直到2009年，我在为《纽约》杂志撰写Facebook的封面文章时，才意识到倾听受访者讲述故事这件事情的价值。
我告诉Facebook的公关，我想写一篇关于Facebook重塑友谊的文章。但当我拜访他们时，发现他们谈论的全都是Facebook对用户隐私做出的贡献。我意识到这些受访者无意中引导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角度——去讲述有关数字所有权的故事。很快我将我的想法与他们的观点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文章。
当记者已有选题时，重新操作一篇报道的确会让人十分焦虑，但经验告诉我，推倒重来的故事确实更好。
Hadas Gold
CNN，记者
我的一位编辑曾告诉我，写报道时，可以想象你是在用一句话告诉你的朋友或同事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没必要把5W元素一股脑地都写在第一句话里，更重要的是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为什么值得他们继续读下去。
但另一位同事也曾经告诉我，“整个故事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从标题，到照片，再到字幕。”编辑或制作人或许在文章的发表和传播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最终面对观众的是你自己。你需要确保，报道中的一切从你的标准来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Andrew Rice
《纽约观察者报》，特约编辑
25岁时，我搬到了纽约，为《纽约观察者报》(New York Observer)工作，期待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可以自由使用斜体、省略号，甚至偶尔用上感叹号的作家。但我很快意识到，即使在这里，我也并不能任意发挥个人风格。
我当时的工作是负责报道纽约商业地产。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因为我对房地产、商业，甚至是刚落脚的纽约，全都一无所知。更可怕的是，我面临着无情的竞争——无数日报和周报在这座城市立身，而我的工作是每周在曼哈顿房地产开发商的圈子里寻找一个故事——最好独家且有冲突性。
“有一个很简单的操作公式，”编辑在我上班的第一天告诉我，“主角，加上对手。”
经过挣扎与锤炼，我最终在中央大街60号法院找到了诀窍。在这间法院的地下室，第103B号房间，摆满了长木桌和一排电脑，公众可以用它来查询诉讼案件。即使以2000年的标准来看，那也是一套很老旧的系统，但十分有用，只需要输入名字，就可以得到一大堆诉讼案件。我把它们的编号记下来，交给档案室的工作人员，随后他们会把具体的文件返回给我。
控告、物证、宣誓证词......这些文件中埋藏着许多秘密：事关存亡的斗争、精妙的骗局、董事会的秘密等，它们可以被写成新的故事。纽约是世界金融之都，即使只是一个县级法院，也充斥着奇异的纠纷。而这些纠纷，在这座小镇上，并没有引起多少记者的注意。
在我后来的职业生涯中，这个方法被证明是一笔历久弥珍的财富。虽然如今的法院已经启用数字系统，去地下室翻找资料已经没有必要，但每当我需要挖掘深度材料时，我仍然会去那里——长木桌、旧电脑，系统仍然破旧，老方法也仍然有效。
Rachel Syme
《纽约时报杂志》/《纽约客》，撰稿人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比起传统的报道工作，人物报道更像是一种“倾听练习”。
在传统的报道工作中，你是贪婪的，想要跳进泥坑里把故事拽出来。你会感觉脖子背后发痒，要么抓到它，要么就得承认自己感觉错了。但是在人物报道中，你必须学会沉默，有时你甚至不确定故事将会是什么。
过去，我常常在采访前做海量的准备工作，在会议前把所有问题写在笔记本上，这样我就能把它们全都背下来，确保不会漏掉任何东西。
但有一次，我把笔记本落在了酒店，虽然忐忑但也不得不空手进行采访。最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人意外，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专注，完全忘记了我“应该”问什么，而是和受访者自在地对话，填补沉默的，是我们真正想要探讨的话题。
现在，我仍然会做准备工作，但我都尽量提前一周完成，然后将其内容内化;有时候，我甚至没有笔记，只在心里有一个大概的草稿和框架。采访中总是会有曲折，但那些沉默和空白，却往往是对话中最有趣的部分。
Alice Lloyd
自由撰稿人，前《旗帜周刊》特约撰稿人
在职业生涯中，我的两篇人物稿改变了我的报道方式。我开始明白没有什么比人性更复杂，在人物报道中，最大的挑战就是观察你能观察到的一切。只有理解每个人的立场，才能得到关于故事的最真实的版本。当主体是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时，将偏见抛诸脑后就显得更重要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加深刻地理解潜藏在每个人表面行为背后的个性和经历，我也逐渐变得更喜欢“报道”本身，而不是发表意见。
Jim DeRogatis
记者
早先在《泽西日报》做记者时，我遇见过两位天才的编辑，Margaret Schmidt和Pat Donnelly，他们俩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有时是你选择故事，有时是故事选择你。”
我记得他们说，作为一个记者，你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每一天都应该擦亮眼睛。因为在公交车上，吃午餐时，公园遛狗时，去自助洗衣店洗衣服时，你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在讲故事。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有时候是你选择了故事，有时候是故事选择了你，不管怎样，如果你不保持聆听，你就不算是一个记者。
Leon Neyfakh
Fiasco播客，主持人
《纽约观察者报》的Tom McGeveran曾经告诉我，过渡句是傻瓜才用的东西。你只需要从A讲到B，没有人关心是不是有一些“结缔组织”来粘连它们。
很多年后，我在博客行业里重新学到了这一课。平顺的过渡在音频中是致命的，因为人们常常会走神;而尖锐的过渡(或者说“无过渡”)实际上会让他们重新集中注意力。同理，如果你试图使一篇文章在转换段落时显得天衣无缝，你的读者反而更有可能感到迷失，不知道他们读到了哪里。
Stephen Rodrick
《滚石》杂志，高级作者
大约2000年，我为一家男士杂志撰文。为了写一篇文章，我有一整个赛季的时间都和爱荷华州一个高中摔跤队呆在一起。我先花了大约五到六周的时间和他们熟悉，然后开始重点关注其中一个很“危险”的孩子。他性格非常可怕，是那种和女朋友吵架了就会用拳头锤烂厕所墙壁的人，但在摔跤这类“你死我活”的竞技运动中，又非常有帮助。
有一天，他开车带我在小镇上兜圈，并为载着一位作家而感到自豪。他说他想在前女友家停一下，按了门铃无人应答后，他和我聊了聊。
“等你见到她妈妈再说吧，她是个有魅力的‘熟女’(MILF)。”
我当时并不知道MILF是什么意思，得到解释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细节词汇，可以展现这个孩子的调皮个性。于是我把它写进了文章里。那篇文章的终稿大部分是关于他备受困扰的人生，以及在州决赛告败后的一年生活。
文章发表几天后，我接到了男孩妈妈的电话，她哭了。那个故事中有很多不入耳的词语，但震惊她的是那句“MILF”。
*注：MILF，是英文Mother/Mom I'd Like to F**k的首字母缩写，是指性感、丰满、有吸引力而惹人歪想，最少已将近30岁的女人。
“你不知道这样的话会给一个小镇年轻人造成怎样的影响。”
她说的是对的，而我之前却没有在意。我一直在捕捉更多的细节，试图让文章变得更好，却忘了它有可能让某个人的生活变得很糟糕;我从来没有删掉任何一个我认为关键的细节，但却忘了我写的是有血有肉的人，不该将他们最糟糕的时刻刻意捕捉下来。
这件事让我彻底明白，即使在讲究客观真实的新闻业中，一点点“善意”也弥足珍贵。
Prachi Gupta
自由记者
一位编辑曾经告诉我一个窍门，听起来很傻，但很有用：当你发现很难写清楚文章或其中某个观点时，试着大声说出来。你可以一个人在房间讲话，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录音。
有时候，人很容易被困在自己的想法里。但大声说出自己观点会让你摆脱思维的框架，不再纠结于措辞。你可以把你录下的话誊抄下来，然后以此为基础再进行写作，这样会更易于理解。每当我陷入思维的“浆糊”时，我都会这样做，它能帮助我以一种更清晰明了的方式写下我的想法。
Vicky Ward
CNN，高级记者
我曾经的导师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特稿编辑。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写了第一篇文章就被她叫进办公室。
“你写得很清楚，这很好。但你会报道吗?”她说，“为了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记者，你必须具备走进一个全是陌生人的房间然后挖掘出一个故事的能力。谁都可以报道一起火车相撞的事故，但真正见本事的是走进一个挤满人的房间，带着一篇足以发表的报道走出来。”
我当时问她，“那写作呢?”她回答我，“写作不过是锦上添花。”
我一直铭记着这句话，它提醒我报道的重要性。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被派到各种各样“挤满人的房间”里去挖掘故事，那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训练。
Nicole Cliffe
自由记者，育儿专栏作家
Edith Zimmerman，The Hairpin网站的创始人和编辑，给过我一个听起来非常简单的建议：你文章真正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倒数第二句，而最后一句的出现通常是因为你对倒数第二句不够自信。但是80%的情况下，如果你去掉最后一句，文章会更好，而且更符合你本来想要的样子。
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我发现这往往是对的。
听完11位记者的讲述，你是否有“aha”的感觉?在媒体人的道路上，面对冲击与挑战，我们相拥前行，或有迷惘或有失望，但职业生涯中那些星星点点的“顿悟时刻”，却像灯火般，支撑我们坚定于此刻，感受职业的平凡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