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9日，由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联合主办的“2013年《舆情蓝皮书》发布会”在沪举行，会上正式发布了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3舆情蓝皮书《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3)》。
蓝皮书指出，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加深，新闻记者和意见领袖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互联网成为民意表达的公共空间，公共舆论成为公民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舆情事件成为民意输送政府决策部门的刺激源，许多事件暴露了沉积已久的矛盾和需求并影响到政策议程，诸多舆情直接促发了相关立法或政策的制定与修改。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非典疫情”到近年发生的“厦门PX事件”(2007)“三鹿毒奶粉事件”(2008)“云南看守所‘躲猫猫’事件”(2009)、上海钓鱼执法(2009)、甘肃校车事故(2011)“贵州毕节儿童闷死事件”(2012)，网络舆情迅速汇聚舆论压力，直接指向政府原有政策疏漏和保障不力问题，催促诸多重要法律法规出台、许多公共决策的发布、修订或废除。
1、推动公共政策制定或修改的事件逐年递增，主要涉及环境、食品安全、教育和弱势群体保护等问题。
2003-2012年热度较高的5000起热点舆情事件中，直接推动政府决策部门作出立法、政策废除、政策修改、人大政协提案等的舆情事件共有423起。随着互联网的民意表达机制愈来愈广地为人们所接受和熟用，影响公共政策的事件十年来占比逐年递增，从2003年1.9%至2012年占比接近三成。其中，2003年至2009年推动政策的事件所占比例均在10%以下，计数介于8起(2003)到42起(2005、2009)之间，2010年影响公共政策的舆情事件为44起，占比10.4%，2011年和2012年数量激增，分别增至77起和125起，占比达到18.2%和29.6%。十年来推动公共政策的事件主要涉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问题、弱势群体保护(如儿童、老年人、妇女保护)等问题。
环境污染通常因企业的生产、排污不当，危及到一定区域人民的健康生活，引起民众对相关政策部门处理的急切需求，这类事件推进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制定以及相关环境政策的调整。典型案例如“厦门PX项目”(2007)、“无锡水危机”(2007)、浙江台州血铅超标事件(2011)、“武汉大面积雾霾”(2012)、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2012)等，均对公共政策的提案、修改、废止等有重要影响，网络舆论是民众利益表达和抗议的重要工具和途径。
2008年来以三鹿奶粉事件为首的食药品安全问题热现，促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的颁布，接连发生的“地沟油”、“毒胶囊事件”、“佛山企业购工业盐水制酱油”、“央视主持人赵普曝老酸奶果冻或破皮鞋制成”、“海天致癌酱油案”等食品安全事件也一再引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政策调整，这类事件均以产品和服务质量为舆情初始原因。
教育问题和弱势群体保护问题，历来是热点公共话题，相关公共事件不断，近年来关于异地高考政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占坑班”、教师终身制、贫困地区教育救助、教师素质标准等相关政策均有系列讨论和修改;而弱势群体保护问题主要涉及老年人保护(如《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儿童保护(如《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贫困群体保护(《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改善计划》)等。
2、新闻记者在舆论影响公共政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417起已推动公共政策的有效样本中，网络新闻和报纸首曝的事件共占六成，分别有132和122起，显著高于电视(5.0%)、广播(1.2%)、杂志(0.2%)、通讯社(5.8%)、论坛社区(4.6%)、博客(1.0%)、即时通讯(0.2%)、微博(9.1%)、官方网站(12.0%)的曝光率之和。
报纸报道者主要是专业的新闻记者，网络新闻大多为传统纸媒的延伸，主要的信息来源也依靠于新闻记者。因此，影响公共政策的事件中，新闻记者作为社会信息的重要挖掘者、监督员、传递者和把关人，深刻影响着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新闻记者的调查性报道、选择性报道均极大依赖于记者和媒体的“把关”，对不同议题施加不同的关注度和报道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意见的焦点，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就是由《南方都市报》刊登的《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一文，进而引起广泛舆论讨伐，而促使《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节》的发布和实施，媒体记者的新闻调查、挖掘、生产、传播，对于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有莫大的影响。
此外，微博、论坛等其他各媒介曝光的事件，也同样会进入到新闻媒体的议程，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专业的信息工作者，对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设置作用显著高于个人，也高于一般机构或团体(信息管理者(政府)或传递者(意见领袖)除外)。
3、意见领袖参与舆论对推动公共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蓝皮书报告指出，推动公共政策的事件中，有10.4%的事件有意见领袖参与，而未推动公共政策的事件，只有6.7%有意见领袖参与。
以上海钓鱼执法为例，上海某外企白领张晖于2009年9月8日好心搭乘胃疼陌生人，被上海市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为非法营运。他随即在天涯论坛发帖，揭露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以“钓鱼”手段非法取证，引起网民热议。而张晖的帖文在被“80后”作家韩寒的博客转载，网民的点击率在短时间内就翻了近三倍，飙升至48万人次，跟帖评论亦达6000多条。意见领袖韩寒对该事件的参与无疑对事件发展有极大的助推作用。距离“钓鱼执法”事件后8个月，2010年6月7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明文禁止“钓鱼执法”。
意见领袖参与舆论，一方面促使舆论升温，扩大了舆情事件中媒体、网民和相关政策部门的关注度，另一方面也对舆论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意见领袖是信息传播的重要中心节点，同样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在影响公共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