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怖主义这个重大采写领域，《纽约时报》的鲁克米尼·卡拉马奇(Rukmini Callimachi)堪称当下最优秀的记者。她不仅追踪圣战者的行动，还洞悉他们的行动方式。她报道过ISIS如何强迫妇女避孕以维持性奴供应，库阿奇(Kouachi)兄弟如何一步步走向巴黎《查理周刊》袭击案，以及美国奥兰多大规模枪击案的“独狼式袭击”本质。她的署名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43岁就已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名;但最了不起的是，卡拉马奇有办法洞察世界上最危险、最隐秘的一些组织。没错，她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在美国以外实地采写新闻，但她需要紧盯手机和电脑屏幕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通过社交媒体，卡拉马奇得以混迹“圣战者圈内”;她潜伏于Telegram聊天室，翻阅Twitter上无穷无尽的小道消息，小心翼翼地追踪着线人和报道对象。最忙的时候，她的手机电池一天要耗尽四次。她发现，网络上的真相并不比实地来得少。
问：你是怎么开始报道恐怖主义的?
卡拉马奇：2006年12月，我加入美联社西非分社。那年，恰好有一个组织宣誓效忠基地组织，成了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很快，大片大片的区域都不适合西方人前去了，因为太危险。我就眼看着自己的世界越缩越小。
到了2012年，他们攻占了马里北部，和其他两个团体控制相当于阿富汗那么大的一大片区域。他们实行伊斯兰教法，实施砍手的刑罚，用石刑处死了一对通奸的男女，还规定妇女必须戴面纱。这是我采写范围内最大的新闻之一，但很无奈，因为去不了当地，我只能用手机来报道。到2013年，法军进驻，逼退圣战者，记者们突然可以跟着过去了。
问：当时，新闻媒体是不是蜂拥而入?
卡拉马奇：除了卡特里娜飓风那会儿，我从没看到过这么多的记者。我们都在廷巴克图市区转悠，报道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所以我就开始找当地人带路，寻访那个组织占领过的建筑。他们先带我去了一家曾被改成伊斯兰教法警察局的银行;再是曾经充当伊斯兰教法法院的酒店;还有曾作为圣战者行政办公室的纳税大楼。在这些建筑里，我都看到了很多散落在地的纸张，上面的文字是阿拉伯语，但马里人基本都说法语。由于我不懂阿拉伯语，就没怎么在意。第二天才反应过来，“那不是圣战者留下的吗?”于是我就带着一堆垃圾袋回去了，我走遍了每幢建筑，至少10幢，收集了我能找到的每一样东西。那阵子大家管我叫廷巴克图的拾荒女。然后我找了位翻译，一起在酒店里翻译这些文件。
我曾经误以为，这帮家伙是住在沙漠洞穴里的野蛮人，不明就里地执着于一种意识形态。但这些文件展示了更加细致的情况：从神学方面的意识形态论争到费用报告单，无所不包。
问：从中你看出些什么?
卡拉马奇：我意识到，这场运动比我想象中复杂多了，而且我之前的报道方式——采访官员，试图接触情报人员——并不是最有意思的。这个组织本身提供的原材料就有这么多，真要挖掘起来，新闻来源和报道对象就太丰富了。
问：你颠覆了我对这些组织的理解。在拜读你的报道之前，我对他们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
卡拉马奇：2013年，我刚开始发表这些报道的时候，反对声非常大，有来自编辑的，也有来自读者的。人们批评我，“你怎么能给这些人发声渠道呢?他们不就是一群恶狗吗?”重要的是，在报道中，我并不否认他们犯下了反人类罪行，但作为记者，我们的工作是理解，是在非黑即白的领域引入灰色，因为现实世界到处都是灰色。
问：恐怖主义跟别的采写范畴有何不同?
卡拉马奇：假如你报道一起发生在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你肯定会打电话给凶手的律师，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回应。你对此不会有什么顾虑，但至少也会获得一句“无可奉告”的回应。然而唯有对恐怖组织，我们连试一下都免了。因为和这些人取得联系、试图采访他们，我经受了不少批评。人们说，报道他们就是在做他们的宣传喉舌。
问：这样的风险也不是不存在吧?
卡拉马奇：我一直在跟这个较劲。但我认为，ISIS能在这么多人、这么多官员的眼皮底下壮大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对另一方的声音充耳不闻。他们发布点什么，我们就赶忙说，“不听不听;这是意识形态宣传。”因为我从2012年就开始关注他们的说法，我一直很清楚ISIS日后会成气候。我和很多人争论过。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点，是在法军击溃马里北部的基地组织力量之后，这些圣战者流窜到沙漠里。
当时还跟我保持联系的少数几个线人告诉我，他们的“兄弟”离开马里，到叙利亚投奔ISIS去了。这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理他们应该加入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结果却选择了一个跟它公开对立的组织。这些年轻人对ISIS和建立哈里发国的计划竟热情到这个程度，我眼看着基地组织的各级成员被这个新组织大量吸收。
问：你是怎么关注这些圣战者动向的?
卡拉马奇：我试图和他们交谈，看他们发布的宣传材料，还会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们的举动。
问：这不应该是政府的事吗?
卡拉马奇：我在马里找到那些文件的时候，奥巴马刚刚竞选连任，本·拉登也在不久前被击毙，这显然是了不得的大事。按照华盛顿的宣传，我们已经除掉基地组织的首领，没有了自上而下的统治，它就是一盘散沙。我也跟大家一样信以为真，写了一连串的报道，基本都是传达同样的讯息，因为那些看似消息灵通的官员都是这么告诉我的。但在马里，我意识到他们错得有多离谱，因为我就坐在那里，拿着基地组织头目写给马里某个人的信，这些信穿越海洋和沙漠，被人一路从也门送到这里。这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对分支失去控制的组织?
问：他们还有费用报告单!
卡拉马奇：就是这个让我意识到，“我太把政府说的当回事了。”因为这个采写范围实在让人举步维艰，通常你除了政府，就没有别的消息来源了。美国大使馆或国家安全局(NSA)的人有时候会透露点消息，他们从来不讲是怎么知道的，但听上去很肯定，而且你又没办法证伪。但找到真正的信息之后我才意识到，情报都有为政治服务的一面。
当局的说法是，他们已经击败这个恐怖组织。没错，奥巴马政府确实击毙了本·拉登，但他们的分析是错的。基地组织已经建好一个架构，目的就是实现自我管理，不再倚重某一个人的领导。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比9·11那会儿更有生命力，因为它有了Twitter等各种形式的社交媒体。你不用去那些封闭的深网论坛，就能看到这些内容。
问：你怎么在网上找到他们的?
卡拉马奇：2012和2013年的时候，他们用的是那种封闭式的阿拉伯语论坛，需要密码才能登录。唯一的途径就是冒充圣战者，但这不符合一个记者的职业操守，况且我还不懂阿拉伯语。所以那个时候，我只能看他们公开发表的言论，虽然我还是跟基地组织的一个高层成员保持着直接联系。
他们也不笨，知道这些领域都有哪些记者在报道。所以当记者詹姆斯·佛利(James Foley)被ISIS斩首的时候，他们直接就在Twitter上，把视频甩给了我。太可怕了。因为Twitter上封杀得越来越严，他们就迁移到了加密的消息应用Telegram，创建了一个频道，类似于小型聊天室。你得知道确切地址才能收到邀请，那个地址还是一长串无意义的符号。在Twitter上你可以靠猜;搜索特定词汇，最后总能找到这些账号。然后就比较顺水推舟了：找到一个账号，把它关注的账号一并关注了，你的消息一下子就灵通了。Telegram上就要难得多。
问：你怎么搞到那个Telegram地址的?
卡拉马奇：你必须跟那些圣战者保持联系。在ISIS里面，那些死忠成员是不会接触我这样的记者的，除非是为了羞辱我们。但总有一些人徘徊在这些组织的边缘。我真正引用过的圣战者应该只有一两个，因为他们的身份我能核实，但大部分都只能当作小道消息。我花大量时间跟他们聊天，但没法核实对方的身份，所以不能引用。我跟这些边缘成员保持联系，他们会告诉我一两个这样的Telegram群，进了一个群以后，你就能看到他们发布另一个群的链接，然而是第二个、第三个。和Twitter一样，这些Telegram频道也在遭到封杀，所以这会儿，他们在活跃地设立备用频道。他们会说，“兄弟姐妹们，请关注这几个备用频道。”感觉就像是一项永世都做不完的任务：每天早晨上班路上，我都得登录Telegram，坐在公车上一个劲儿地点加入，昨天才加的频道，今天就消失了一半，或者已经被废弃了。密码倒是取消了，我不用再为加入而撒谎了。
问：你用的都是什么样的用户名?
卡拉马奇：不方便直说，但我用了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明确了我的记者身份，但没有给出我隶属的媒体机构。用真名的时候，我经常被屏蔽。
问：他们用的平台多吗?
卡拉马奇：这是一个很灵活的组织。过去两年，它们一直在尝试各种东西。Twitter是主引擎，但他们也用Tumblr和Instagram，所以他们发布讯息的渠道有很多。他们真的太擅长这个了，你都不敢相信。
问：你是不是希望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封杀没那么到位?
卡拉马奇：对这些人，Twitter是不能掉以轻心的。他们不仅相互交流、跟已经持激进观点的人交流，还在引诱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
问：有具体案例吗?
卡拉马奇：华盛顿州有个姑娘叫亚历克斯，是个主日学老师，再地道不过的美国人。他们在Twitter上找上了她;不出三个月，她就在网上皈依了，还在考虑要不要嫁给其中一个圣战者，搬到他们所谓的穆斯林国度——很显然就是叙利亚。
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卡拉马奇：Twitter上任何人只要给我发私信，礼貌上稍微过得去，我都会去互动。对那个介绍我们认识的人，我至今不知道他的真名，感觉就像那种泡在网上时间过长的怪人。他通知了亚历克斯，然后给我发了消息，不到两周，我就跑到她家去了。
问：这种消息总是最有价值的。这个人是怎么注意到她的?
卡拉马奇：除了ISIS的人，以及圣战组织的那些支持者，另一边你还有“匿名者”组织——这里我对“匿名者”的定义是比较宽泛的。这是一群好心帮忙的人，有的是黑客，有的想成为黑客，是网络上治安联防力量的一部分：他们挖出ISIS账号，向Twitter举报，让Twitter予以封杀。他们在网上紧盯着圣战者。和ISIS那些人一样，“匿名者”永远都不会透露真实身份，所以我没法报道，但他们可以做我不能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在冒充穆斯林，充当卧底，取个看着像是圣战者的名字，潜入我无法进入的领域，挖掘有用的东西。他们对我很有帮助。
问：为了报道，你都花多少时间这些数字平台上?
卡拉马奇：每次聊完天，我都会有37条左右的Telegram通知，Twitter和其他平台的消息就数不过来了，然后我就会一条条看过去。大多数时候我都只是看看，把这些信息存在脑子里，知道他们现在谈些什么，发送些什么消息。举个例子，现在有关间谍的消息满天飞;他们一个劲儿地斩首所谓的间谍。也许那些人确实是间谍，谁知道呢。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的处境颇感不安。
有关空袭的政治宣传也甚嚣尘上。不管天上掉什么，一律是“联军空袭”。这方面的消息非常多，他们试图让大家认为，发生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袭击，是他们受到攻击后发起的反击。
问：在地理上，你能多接近圣战者?
卡拉马奇：我显然去不了那些被ISIS控制的地方，但我可以去它们的外围，比如伊拉克北部的辛贾尔山，那里你可以采访到最近逃出来的人。我也会力争在ISIS和圣战者的据点解放后立即前去，就像2013年去廷巴克图一样。在那个节点上，当地的面貌是最原始的，你也能做出最原汁原味的报道。去年11月辛贾尔从ISIS手中解放出来的那天，我我就在辛贾尔;一个反叛组织宣布叙利亚哈塞克省摆脱ISIS占领的那天，我也在那里。
问：你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安危?
卡拉马奇：我不会刻意去追求危险。虽然我会去解放不久的地区，但每次都是预先做好计划和打算。所以很少陷入生命受威胁的境地。
问：你怎么知道ISIS强迫雅兹迪性奴采取节育措施的?
卡拉马奇：2015年，因为要做一篇有关ISIS奴隶制的报道，我四处联系学者，想理解奴隶制的经文依据。波士顿大学的克希亚·阿里(Kecia Ali)教授问我，武装分子们有没有检查性奴的怀孕情况，如果没有，他们就违反了伊斯兰教法确立的原则。这个问题催生了另一篇完全不同的报道。我又跑到伊拉克北部，询问那些妇女，如果怀孕会有什么后果。那个时候我才了解到，很多人都被强迫避孕。
问：你跟编辑谈选题的方式可曾改变?
卡拉马奇：我想，编辑们现在都很信任我了。但几年前，我刚到《纽约时报》的时候，让他们信服ISIS的威胁还是要费一番功夫，当时政府还管他们叫“JV队”。
问：在你报道恐怖主义的过程中，Twitter是不是一项重要的工具?
卡拉马奇：现在我已经有9万Twitter关注者，不能像以前那样，和头脑发热、自以为认同ISIS的18岁青年进行半私下性质的对话了。但Twitter这个媒体非常好用，我可以把砍掉的内容都发到Twitter上，通过一连串的推文来进行某种形式的报道。
问：你有没有试过屏蔽一切?把Twitter等等所有的噪音通通关了?
卡拉马奇：Twitter的好处就在于，它有一个屏蔽按钮，我算是把它发挥到极致了。不知道Twitter有没有统计，但我屏蔽的账号算是不少的。不仅仅是ISIS，还有茶党，以及来自各种阵营的奇奇怪怪的人;一些仇视穆斯林的人攻击起人来，跟ISIS那帮人有得一拼。
问：你是怎么不被这一切压垮的?
卡拉马奇：现在的我已经能很快地消化这些东西了。我热爱工作，但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身体也明白，我得和工作保持一定距离。当上记者后，我报道的第一个大新闻就是2001年印度古吉拉特邦的地震。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一级别的自然灾害，从来没见过成堆的尸体。在街上走着走着，眼泪就流下来了。那种惨烈，那种震撼，是我后来再也没有体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