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孙陶然出现在“优米网”那间能容纳50人的演播厅。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录制中，穿着蓝白相间POLO衫的孙陶然始终保持着后背直挺，身后是一张他穿着红黑条纹POLO衫的巨大照片。条纹POLO衫是他的标志性打扮，这个季节他也常常穿一条牛仔裤出现在公司。1969年出生的孙陶然，正如他那个年纪的商人通常给人的印象那样，身材微微发福，但脸色健康，目光犀利，行动敏捷迅速。
孙陶然现在的身份是拉卡拉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卡拉)的董事长兼总裁。这家成立于2005年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是孙陶然最新的创业项目。在这之前，他创立了第一份大众媒体电脑专刊《电脑时代周刊》，作为最早的创始人组建了据说现在是亚太区第一大公关顾问公司蓝色光标，创办了中国最早的DM杂志《生活速度》，他建立的“商务通”品牌营销被写进商学院经典营销案例中等等。
一家北方的创业杂志将孙陶然称为“创业狂人”;另外一些媒体也喜欢用“创业教父”或者“中了创业的毒”来形容他。然而，一个星期前，在拉卡拉阳光充足的新会议室里，孙陶然对我说：“我从来没有想创业，我只是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
不要做螺丝钉
“公职、户口、住房、待遇、薪酬，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影响我选择的因素，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你在乎这些东西，他们就会像链条一样拴住你。人应该自己控制自己。”孙陶然说。
1991年，孙陶然毕业，被分配到老家吉林长春一家建筑公司。那年夏天，他一走进被分配的单位就对办事人员说“我要办理停薪留职”。办事人员打量了一下这个陌生人问道：“你是谁?”
“我是刚分配来的。”
办事人员打开一个资料夹看了看，找到了孙陶然的名字，然后抬头对他说：“那你需要先去报到，然后才能办理停薪留职。”
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孙陶然原本几乎是“必然”留在北京。但是大四的最后一学期，他认为自己的梦想是当记者，就到了一家叫作《大学生》的杂志社实习，并很快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在他以为自己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时，一篇写“节约粮食”的文章让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当时，他的学校正在轰轰烈烈地掀起一场“节约粮食”的运动，学了四年经济学的孙陶然，从经济学的角度写的文章题目是《节约粮食不能靠运动，要靠机制》。
那场运动的发起人勃然大怒，作为学校的党委副书记，他有权力让自己的愤怒找到发泄口—他没有给孙陶然“留京指标”。
把时间向前推一点，1984年，当柳传志准备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微博)前身)的时候，在停薪留职的问题上，备受煎熬。关于是不是“体制内的人”的拷问成为当时最大的障碍。把时间向后推一点，当比孙陶然小的马化腾、周鸿祎(微博)，以及后面的刘强东开始创业的时候，户口和留京指标这种东西已经完全消失在创业传记中。
但对那时候的孙陶然来说，没有留京指标的同义词是他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户口意味着找不到正式工作。即便如此，他到长春的第一天办好了报到手续，同时也办好了停薪留职手续，然后就回到了北京。
在孙陶然读高一的那一年，他曾经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人为什么活着》。文章的开头他写道：“人之所以要活着，是因为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得活着，既然活着就要好好活。”他还写道，“我没有道理按照已经死了两千多年的孔子的要求来活，也没有必要按照不认识的马克思的要求活。当然也没有必要按照老师和家长的要求活。人生没有对错，只有喜欢和不喜欢。”
这种认识来自于一些比他年长的年轻人。上了高中后，他跟着在吉林大学念书的表姐参加大学生思想活动。那些年轻人谈论了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萨特、哲学、人生。他记住了其中一句话：“人生是一种体验。”
高一期末，选文理班，孙陶然决定选文科。他在大学当建筑系教授的父亲死活不同意，他既愤怒又困惑—我的孩子怎么能学文科呢?那个年代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孙陶然所在的东北师大附中是一所重点高中，在这个学校里，只有学习不好的人才会选择文科。
但是孙陶然很坚决。他对劝他的父亲说：“学理科有什么好?学得再好也只是一个技术人员，终究是一个听别人指挥的螺丝钉。我不要做这种螺丝钉，不要被人当一块砖头搬来搬去，我要做一个可以指挥别人的人。”
最早的北漂
回到北京的孙陶然没有准备创业。他最开始的目标是到一家他上大学的时候就看上的公司去上班，那家公司就是柳传志的联想。成立于1984年的联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见证者，它和整个时代亦步亦趋。经过第一阶段的快速发展，到1991年，联想是当时中关村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孙陶然在大学期间参观时，对这家企业“有多大本事就给多大舞台”、“个人利益融入企业需求”的企业观念心驰神往。但是这家有着崭新理念的公司同样需要他的北京户口。
他们给了孙陶然一个建议：去深圳分公司，因为那里不需要户口。孙陶然觉得很不错，他对深圳颇有好感。于是他把行李打好包，让同宿舍的朋友先带到了深圳，自己则留在北京等深圳联想的最后通知。
等得百无聊赖的时候，有一天，一个旧相识来找孙陶然。他说自己在一家叫四达集团的公司上班，是公关部的总经理，现在他光杆司令，手下还没有人。他邀请孙陶然过来跟自己一起干。孙陶然说自己没有北京户口，这个人说四达集团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能招临时工。孙陶然答应先去帮帮忙，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当深圳联想打电话让他去报到的时候，孙陶然已经跟这个工作难舍难分。他对深圳联想说：“我不去了，我在这儿挺好的，就在这儿做了。”又过了整整一年，孙陶然才把自己的行李又从深圳运回了北京。
在北京，他没有宿舍、没有国家粮票，住在五道口一个两间的平房里。那间平房借住过很多孙陶然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闪耀光芒。比如后来蓝色光标的创始人之一赵文权，现在拉卡拉的高级副总裁戴启军。
刚开始，这个房子不能做饭。没有粮食，也没有煤气罐，这些都是要凭票供应的商品。后来，托关系弄到一个煤气罐，孙陶然可以每个月骑着自行车吱吱呀呀地到中关村换煤气。
没有煤气罐的时候，孙陶然和他的朋友们用一个电热杯煮方便面。他记忆中最好吃的方便面是那个时候整箱买回家的黄色包装袋的华丰三鲜伊面。
有一次，一个国家统计局的同学分了三斤鸡蛋，他带这三斤鸡蛋来到孙陶然的小平房。晚上一群人围坐在电热杯周围一边打牌一边煮鸡蛋，电热杯太小，一次只能煮三四个，三斤鸡蛋煮了差不多一整晚。煮好的鸡蛋趁热剥开，蘸着酱油吃下去，对这群小伙子来说，那实在是非常香甜和惬意的夜晚。再后来，在“让北京亮起来”的工程里，五道口的小夜市渐渐地兴盛起来。据说有一次赵文权在五道口请客，最后算下来平均一个人才花了一块钱。到了夏天，孙陶然骑着自行车到北京语言学院附近的一家录像厅看录像，一晚上两块或者三块，一直能看到晚上12点。
有一次，单位组织义务献血，排到的人不愿意去，单位激励员工：献血的人有一个星期的假，外加500块钱。孙陶然欣欣然地去了。然后用赚到的500块钱买了洗衣机和录音机。1992年，孙陶然为自己买了一台电视。他回想了一下，猜测自己肯定是发了一点外财。因为当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180块，那台电视机1500块。但是他很高兴地回忆起那是当时最新款的电视—平面直角21寸遥控电视。
从1991年到1995年，孙陶然搬了很多次家，从五道口的小平房，到北洼路，再到双榆树。他和现在的北漂一样，居无定所，不一样的是他从来没有不踏实的感觉。
1993年，孙陶然有了一个大哥大。大哥大稀缺珍贵，一个大哥大两万八千块，交了钱之后还要等半年才能拿到。这时候的孙陶然喜欢穿西装和风衣。“在秋天的街道上，骑着自行车，然后突然停在路边，一只脚支地，从怀里拿出大哥大‘喂喂’打电话。到了酒吧或者其他有桌子的地方，从怀里拿出大哥大，刷地一下立在桌子上，黑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可以立刻吸引一场子人的目光。”
孙陶然觉得这些具有时代烙印的场景一定要保存下去。他正在琢磨一个剧本，是关于他们这个年代人的故事。
获得机遇的中间一代
“我们前面的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考虑自己的利益少一点。后面的人正相反，埋头赚钱的念头更强，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则少一些。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则兼顾了两者，既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在乎个人利益的得失。”
1996年，孙陶然作为创始人成立了一家叫作世纪星空的咨询顾问公司。他找到杨元庆，说这家公司可以给你们提供品牌和市场营销方面的顾问，一年300万。当时顾问公司的两个首席顾问，也就是后来蓝色光标的许志平和陈良华，听说孙陶然把自己的智慧卖到一年300万时吃了一惊。1996年的北京市社会平均工资是679元。孙陶然说：“没问题，我觉得你们值这个价。”
“那是一个只要你敢想，就可以去做的年代。人们从心底深处觉得应该赶快做点什么事情。大家喜欢去想做什么工作能有更大的舞台，做什么事情能让自己显得更体面。”
1995年，孙陶然在电话里和一个朋友聊天，听说《北京青年报》正在筹划一个电脑专刊，他很快决定自己要去做这件事，于是创立了《电脑时代周刊》。
1996年，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找到他，说要成立一家公关公司，他投了钱，这就是后来的蓝色光标公关顾问机构。
1998年，四达集团成立恒基伟业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的时候，孙陶然一开始并不想去，他觉得他的广告公司可以做成一个传媒集团，因为他有DM直投，有咨询公司，有公关公司。同事劝他说，做广告只能做到几千万的规模，但是做产品可以做到上亿的规模。孙陶然想，做广告始终做的是乙方，现在有机会做甲方，不妨一试。1998年底，商务通上市。在随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成为PDA市场的一枝独秀，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市场份额保持在70%以上。“商务通”也成为中国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商务品牌。
回头去看，孙陶然的成就尽管在一开始都带着某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幸运，但是“一旦开始就全身投入”、“做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仍然是关键因素。在这种信条下，孙陶然舍得为每一件事情花心思，这种心思后来被他总结为“比别人多一点点创新”。
他在优米网“孙陶然创业传记”中曾经说到商务通的几个创新：渠道上首次采用小区域独家代理、先款后货的方式;产品上比同类PDA查找电话号码要方便;同行业中第一个使用代言人等等。
在孙陶然之前的中国企业家中，“创新”这个词的意义更多时候是用于对应他们做出创业选择时需要放弃的那部分东西;但是从孙陶然的年代开始，创新成为中国商业世界再也无法回避的一种态度。
孙陶然对他所在的时代充满感激，他认为这个年代的人具备“中间代”的特征：以一种妥协的方式让自己的理想存活下来，既不丢失，也不放弃。他们保留着60年代的理想主义，同时，对世界的认识和自我意识也已经觉醒，相对后来的80后，他们又更懂得通过把根系更加牢固地扎向大地来保护自己。
不再大打大杀
2001年，在商务通不仅成为PDA行业的销售冠军，而且已经树立了极具号召力的商务品牌形象后，孙陶然离开了。
10年后，孙陶然在他的创业传记中对所谓“分歧”做了说明：在商务通最热的时候，他认为应该走市场化、品牌化的道路，而当时的第一大股东张征宇认为应该继续在技术上投入。但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股东结构不平均，董事会的规则已经不存在了。第一大股东的股份比例超过了其他六个股东之和，于是原本三分之二投票制度变成了第一大股东的一票制。“我可以看得见的失败，却是我无法控制的。我觉得我需要用离开来告诉大家我已经不是操盘手了。”
孙陶然喜欢“一把手”的感受，喜欢“掌控”的感觉。创立拉卡拉之后，他曾经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月薪5000元以上的员工，他都要亲自见见，品品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符合拉卡拉的企业文化。
然而现在，他已经不那么强硬。在8月底那个闷热的演播厅里，每当主持人问“如果这种情况(比如老员工逐渐跟不上企业发展、员工一到点就下班、管理团队执行力下降)发生，你会怎么办”时，孙陶然总是先微笑着说：“可能要告诉你一个残忍的答案—换人，”然后，又不好意思地补充道，“不过我也做不到。”
那条月薪5000以上的员工他要亲自见一面的标准，现在改成了月薪10000以上他会见一见。
2006年，拉卡拉的第二轮融资在经过八个月的谈判后，依然毫无结果。投资人出的价格和孙陶然的心理预期相差巨大，他为此焦虑不已。有一天，孙陶然和拉卡拉第一轮投资人雷军(微博)坐在一个酒吧里聊起来，他突然问雷军：“投资是不是一种生意?”雷军说：“是。”孙陶然说那我明白了。他很快接受了投资人的价格。后来他说：“在这之前，我一直把‘投资’理解为一种‘看人’的游戏。他们的出价低就意味着不信任我，不信任我，我就不能接受他们的投资。但如果是生意的话，那么让合作伙伴赚更多的钱，我是愿意的。”
直到今年，拉卡拉还没有开始盈利。孙陶然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是10年前，他一定不会选择做拉卡拉。那时候他更喜欢大打大杀，来个痛快的结果。现在虽然偶尔会有一点急躁，但是总体来说，他很享受做拉卡拉的过程，这是一种温和的赚钱方式，而不是爆裂的、突兀的、快速的。
现在孙陶然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天使投资人。8月的一个傍晚，北京灯火璀璨的三环路上，他在车上一边拨电话准备约接下来的德州扑克牌局，一边说：“我没有打算把投资做成生意。做天使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目的从来都不是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