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9日，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外，巨大的摄影棚里，各位演员已经就位，但这些演员与普通的演员不同——它们是各种听不懂人话的动物。随着导演一声“3，2，1，action”，所有演员都保持着自己舒服的姿势没有半点移动。候仲贤苦笑两声，心中默念：“来生不做广告人!”
侯仲贤(Alfred Hau)，这个名字在行业外或许鲜为人知，但在业内，他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香港规模最大的影视广告制作公司Offlohi的掌门人，曾执导过200多部广告片，是华语导演中的翘楚。
侯仲贤在办公室
侯仲贤认为自己是个香港人，始终都在找机会回香港发展，之后他也有意识地将自己拍的作品给香港的广告公司看。慢慢地，工作重心向香港转移，他的精力已经不够照顾台湾市场了。在这种状态下，他索性回到香港，先后找了三家广告制作公司做了Freelance 导演，最后一家是当年的猛人馆Moviola。他在Moviola有了拍较大制作广告片的机会，让自己的导演生涯又攀上了新的高度。再后来，故事就简单起来——自己开公司。offlohi也变得顺理成章，公司的发展状况蒸蒸日上，现在已成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广告制作公司。
我是导演，不是艺术家
“做广告人这么多年，我想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拍了一条片之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可，那种成就感是做这行唯一的快乐。”当被问起这份职业的美好时，侯仲贤沉思了片刻，挤出这句话。“但是如果我拍了一条片自己觉得很烂，别人却觉得不错的片，那种汗颜的感觉，会使我很痛苦。”他拍了拍桌子，“你明不明白那种感受啊?你会狠狠心跟自己说，下辈子不要再做这个了!”这种足够敬业而真诚的纠结，恐怕也并不是个例。
广告门：看到广告公司发来的storyboard就基本能知道这条片的水平吗?
侯仲贤：“其实是当你看到客户的那一刻就会知道这条片的水平了，客户才是真正决定广告质量的关键。好客户不会纠结那些无关痛痒的细节，而是会在我们做创意的过程中仔细观察，当发现有可能偏离他们想要的方向时及时制止，这样就能既给我们足够的创意空间，又能完全符合他们的宣传要求。当然，我也知道客户能做到这样很难，我们不会去要求客户。所以现在我变得更加有耐性，愿意去多倾听客户和广告公司的诉求。其实我做广告这么多年，现在更有兴趣与各行各业的广告主沟通，了解不同行业做生意的特点，这不完全出于工作需要，而是我本人对不同的人生体验饶有兴趣。”
广告门：那么你在接片的时候最看中的是广告公司的storyboard?
侯仲贤：“是的，不论大成本还是小制作我都会接。赚钱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是商业行为，也不能亏本。我需要保证影片质量，对客户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我有时会推掉一些我觉得拍不好的片子，也有时候storyboard我很喜欢，但客户给的预算有限。当然我一直在追求这其中的平衡。”
广告门：创意的过程是艺术创作的过程吗?你是否享受这个过程?
侯仲贤：我不认为拍摄广告与艺术有甚么直接的关联。我是一名导演，我们广告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被其他人影响的因素太多，完全提不上是艺术家，起码我自己觉得不是。如果硬要与艺术扯上什么关系，那我想最多就是“传播艺术，营销艺术”，而我们制作公司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参与者。
或许下辈子真的不要做广告人了
近年来offlohi的业务中渐渐地有越来越多的与内地合拍片，对于自己制作影片的细节，侯仲贤也乐于与大家分享。
侯仲贤：最近拍了一条片，香港和记电讯，拍的都是些动物，我自己蛮喜欢的，客户也挺喜欢，但观众可能就没什么感觉，他们觉得像拍CK牛仔裤广告，哈哈!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情，是创意的事情。其中拍摄经历是比较不同的，你知道，我不可以跟动物说“下个镜头可不可以把眼睛再睁大一点?我们能不能试一下笑少一些看看。”我只能先拍，很多时候拍了一条好的take，我都不知道是好take;有的时候你拍了20次，这些动物都不按照你的要求做动作，正当你认为没有希望想放弃的时候，第21次它们把你想要的动作一次性做完了。
拍这条广告侯仲贤找到南非当地的知名制作团队帮忙，双方非常相熟，曾合作多次，但确实不意味着拍摄过程的一帆风顺。“我们的工作就是帮人解决困难嘛，有新的挑战才能让我没有选择地面对自己的惰性。”侯仲贤如是说。
和记电讯One Love广告
广告门：拍了那么多条大制作广告片，您本人是不是更倾向于大制作呢?
侯仲贤：其实没有，对我来说大制作小制作都是一样的，广告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在大制作中我需要面对的困难更多，面对更多人，包括制作人员和演员，通常还有明星，或者去国外取景。当然，我们与国外的合作经验已经很丰富了。美国，欧洲，南非都有长期合作的制作团队，亚洲地区诸如韩国，日本，台湾，泰国等地都是家常便饭，有时是外国摄影师，外国的美术指导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只不过毕竟需要更长的制作周期，看景，安排拍摄，制作道具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这之中我就需要处理更多问题，努力化繁为简。不过有些外国的广告片老外都会找我们来拍，然后在他们国家播出，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位导演潘志伟就拍了很多雅诗兰黛、美宝莲的片子，VS沙宣的片子我也拍了一些。这些片都是在香港拍的，那些客户选好的模特过来香港参与拍摄。
广告门：offlohi这些年跟内地的合作情况是怎样的?
候仲贤：这几年公司与内地合作越来越频繁。我们去年下半年刚拍了腾讯的微电影《兄弟》。拍摄时间很长，取景我们去了新疆和北京，开会都有很多次，工作人员有很多，跟新疆当地的电影制片厂合作，跟北京当地的广告专业团队合作，现在想起来很好玩，见到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人。
腾讯2012年度微电影《兄弟》
广告门：作为一位香港人，您有如何做到准确把握内地市场的需求?
候仲贤：重要的是多沟通。我想我总比那些老外了解中国人吧。再加上沟通，与广告公司的创意沟通，与内地的同事沟通，多听专业人员的建议，这些都给我很大帮助。其实我们已经拍了很多内地广告片了，对于如何掌控制作中的过程，我们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作为一位广告人，当然希望内地经济飞速发展，市场欣欣向荣，就会有更多广告片的需求，我就有更多片可以拍，哈哈!
在最后，侯仲贤跟我们分享了他拍片的心得：每一条片的快乐和痛苦都是不断循环重复的，当自己拍了一条自己不满意的片，就很想死掉，狠狠对自己说“以后不要再拍了!下辈子真的不要做广告人了。”
“可是不做广告人，又能做什么?”侯仲贤喃喃反问自己。
1991年，侯仲贤开启了广告导演生涯。辗转在几家公司之后，他于1999年创立了Offlohi公司。21年的职业生涯为他带来了不少褒奖和荣誉，他是国外权威奖项The Gunn Report里为数不多的获奖华人导演。而在国内龙玺创意奖、香港广告协会金帆奖、香港4A创意奖、亚太广告奖、金投赏、台湾时报华文广告奖等奖项中，他带领的offlohi公司年年都有斩获。
offlohi公司门口，标识低调而精致
长期的实践与沉淀使侯仲贤成为一位多元化的导演，见到侯仲贤本人时，他更像一位普通人，条理清晰并有力道的谈吐，随意而年轻的着装，让人怀疑那些创意感十足的经典广告片是否真的出自这位眼前人之手。不过令人稍稍意外的是，他从不认为自己的工作与艺术有任何交集。
年轻时就四个字——超值抵用
侯仲贤进入广告行业的起点是在香港一家规模不大的影视制作公司，名字叫“蔡和平”，职员很少，让人感觉不到太大的希望。他笑称自己是从一家最具挑战性的公司开启的职业生涯，刚入行完全想不到以后要当导演，只觉得自己毫无经验，能赚钱自给自足就够了，所以工作起来很卖力。
两年之后，侯仲贤被一家agency的创意人相中，两人一拍即合，他成功跳槽。彼时，他还不到20岁。在这家广告公司，侯仲贤作为一名制片助理工作了2年，后因少不更事被炒掉，又被另外一家广告制作公司挖走。现在回想起来，他直言那些老板认为他便宜又好用，肯做又实惠，所以愿意给他机会。这之后，侯仲贤开始了6年白天做制作助理，到处找道具和拍摄场地、晚上做制片助理的生活。6年之后，28岁的侯仲贤终于成为一位颇有经验的制片人。在他以为自己的事业开始走上正轨时，老板却因为他性价比不再那么高而开除了他。
这段起起伏伏的青春生涯说起来很容易，恐怕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其中的无奈和叹息。
秘诀就是90%努力+10%的擦皮鞋
“为什么我要做广告啊，刚看见曙光，又逼到死角。当时感觉很大压力，因为要生活，并且数数香港那时的其他制作公司，愿意请我去做制片，我本人想去的公司其实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决定铤而走险，尝试一下做导演，看能不能有机会。”
办公室一角
转做导演之后的一年是侯仲贤最艰辛的一年。做广告10年后转向其他行业又谈何容易。因为没有作品，广告公司找他拍片几乎不可能。侯仲贤决定去台湾碰碰运气。上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广告界，对香港导演抱有一定的信任感，侯仲贤终于在一个香港朋友的介绍下，有机会拍到自己导演生涯的第一条片子。而后慢慢有了第二条，第三条，渐渐地，找上门的客户越来越多。
“我去台湾的时候和我一起前前后后一共有十个香港男仔，另外九个后来都被台湾美女搞定了!只有我回来了!”说这句话时侯仲贤声音陡然提高，不禁哈哈大笑。
在台湾发展的几年是侯仲贤导演生涯的重要起步，他开始有了自己的作品，创造出自己的机会。回想到这里，他至今仍然保持着一份激动和自豪感。
“我想机会还是自己争取的，我就是90%的勤奋努力+10%的擦皮鞋功力”。对于“擦皮鞋”的寓意，他特别介绍道：“擦皮鞋就是本来人家做了一些事情，我把他吹的再好一点，这可不同于拍马屁或是欺骗人，我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弄得再漂亮点。我认为我们拍广告也是这样，帮人家把产品拍的更好看一些，更诱人一些，我们就是在帮忙做宣传嘛，帮忙擦皮鞋嘛。我想在整个广告行业内，我侯仲贤擦皮鞋的功夫应该是公认的。”说到这里，他又不禁放声大笑。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好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