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流行的影片应该是由美国的非政府组织InvisibleChildren所拍摄的政治小短片Kony2012了。这个旨在通缉中非乌干达共和国一个犯有绑架和残害儿童罪的军阀Joseph K ony的视频短片，上传当天就被转发了两千多万次，成为互联网上前所未见的事件。在这个FaceBook的用户已经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人口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突然变得那么简单。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政治源于人们对共同体的需要，当技术已经使得人们可以前所未有地接近时，古老的“政治”的内容也在悄然改变。阿拉伯那一波运动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网络对一国政治的影响，而这次Kony2012又让我们发现网络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如何面对民众在网络上的“拍砖”，是政府需要面对的。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全球政府需要应对的问题，本报就此专访了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
美各界吁抓捕乌干达“圣灵抵抗军”领导人Joseph Kony
Kony2012是网络政治动员新形式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从阿拉伯那一波运动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网络社会动员形式。这次K ony2012的迅速流行，从具体内容到组织者都和之前不同，是否网络政治动员的一种升华?
吴强：说是升华可能有些夸大，但确实是社会运动最新的一种形式。Invisible Children这个组织为此已经进行了九年的动员活动，各种方法都用了。他们希望引起关注，但是九年的努力都没有Y outube这次传播有效果。单从他们自己动员游说方式的对比，结果就已经很清楚了。同时K ony2012也应该说是突尼斯那一波运动以来，网络社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阶段，虽然这是个小事件，小组织发动的，但是已经跨出北美，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事件了，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那么我们就需要问的是，这种影响力究竟从何而来。
南都：那么这种强大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吴强：因为新媒体本身的特性，它的碎片化，它的网络性，它的快速传播性，它更容易让人接近，更方便让人参与，W EB2.0本身就是很容易参与的一种形式。K ony2012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诉求很低、极易参与的动员。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仅仅要求你转发、关注。很自然地，也会自发产生一些积极分子，会去打电话给自己选区的民意代表，不管是市议员，州议员还是联邦议员。相比传统社会运动的号召，其诉求目标也不高，很难为民意代表所拒绝。像占领华尔街运动，要求你坚持下去，占领不止一天两天。K ony2012目的就在于让大家都知道。其次InvisibleChildren是个小组织，所要追查的乌干达军阀JosephK ony，在国际上也算不上巨奸大恶。在政客看来这种事情完全无关紧要，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去介入别国内政，破坏与非洲的关系。但是惩办这个小恶谁又能做得到呢?让那些受害者去寻求国际刑事法庭去抓吗?国际刑事法庭是一直在通缉，但自身力量不足，也没有一个政治实体给予支持，根本做不到。但他们利用社会运动的所有动员方式加上W eb2.0的巨大传播效果，把这个小恶给抬起来，追求实现一个很小的正义。他们广泛地去发动集会、游说，用搭便车的方式，比如在共和党总统竞选的初选会场上打出看板。现在有批评意见说他们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善款是用在中非项目，其他的钱都用来做政治推广和组织运营，这其实很正常，何况IC还获得慈善导航的三星评级(最高等级是四星，K ony2012项目则获得四星评价)。我个人看来，只要改变了公众意识，其实目的就达到了。
南都：这实际上和职业政客主导的政治是两回事了。
吴强：对。对于参与其中的普通民众而言，很多政治上大的恶由政客替他们代表去做道德和法律上的商谈，公民个人未必有兴趣和能力去参与，而且还牵涉到许多原则性的问题。比如出兵伊拉克，伊朗的核问题，阿富汗的反恐问题等等，这些大的政治议题都被政客和媒体所垄断。相比之下，IC之类小型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大事情。通过K ony2012，IC把政治和普通公众的距离缩短，这才是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的艺术所在，让普通人的生活政治化。
国际政治中道义协助与干涉已经趋强
南都：目前对它的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有指出他们的数据夸大。乌干达的政府官员则表示，这个片子最大的特点是让世界以为乌干达还处于战乱之中，而事实上“圣灵抵抗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已经是南苏丹和中非等国了。那么K ony2012是否有混淆视听，夸大事实的问题呢?
吴强：确实有这样的情况，结合非洲和大湖地区这些年的变化，已经初步稳定，走上欣欣向荣的发展道路了。特别是乌干达，与刚果、尼日尼亚以及南非并列为非洲四大新兴国家，国际社会相当看好乌干达的转型以及发展。但是Invisible Children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没有义务去给它做正面宣传。它关注的这个小的恶，可能正是乌干达的发展和转型无暇顾及的、恰恰也是现有国际体系之下所忽略的东西。这里其实不存在所谓的武装干涉的问题。真要等南苏丹、中非政局稳定了，这些国家自己来处理，那至少在20年后，其实已经晚了。
至于说南苏丹问题，其实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已经为此焦头烂额了十几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也有很多的国家、财团进行开发投资。而K ony2012完全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动员民众做自己选择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市场自由的问题。如何在非政府组织的公益市场上去竞争去得到最大化的关注，就是一个有关正义的问题。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行销就不成功，比如同样是拯救南苏丹的儿童疾病、饮水清洁的问题，但是并没有K ony2012的传播效果。Invisible Chil-dren长期也是默默无闻，一直在改善自己的营销方式。对IC创始人来说，他个人关心这个问题的动因来自哪里?来自于他个人强烈的感受，一个受害者在他去采访的时候打动了他，他把这个感受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支持他，这就足够了，这是一个志愿精神的自由，这是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公益市场的自由。
南都：因为Invisible Children的游说，美国向乌干达派出了军事人员，是否造成了新的霸权殖民干涉?
吴强：这样看太简单了。为满足一个小型社会运动的号召，美国政府派出一百军事顾问来帮助训练乌干达军队，其实是美国外交中的Sm artPow er(巧实力)的运用：更好地结合全球社会运动的呼声。一百名军事顾问，就满足国内几千万公民的诉求，赢得巨大的国际声望和选民支持，实在太合算了。奥巴马在国内政治议题上已经大量运用新媒体，现在外交也是利用新媒体，这是低成本的行动方式。不久前，他派出特种部队去索马里救出两名人质，很直接地处理了自己可能的外交麻烦，这也是Sm art Pow er的一种展现。用突击队解决，这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外交最大的实惠。国际社会这些年其实一直在关注亚洲和非洲内战国家，关于儿童兵的报道始终在持续，美国派军事顾问去协助乌干达政府军抓捕一个劣迹斑斑的反叛组织，可以说是很得人心的非传统外交活动。新世纪以来，非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是过去十年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洲。虽然说欧洲、美国政府一度从非洲退缩，但是他们的公民社会很积极，非政府组织并没有退出非洲。当然也受诟病，说它们总是拿人权问题做文章。还有人批评他们以白人至上主义的心态，用传统的新教普世主义的模式去介入非洲本土的这些事务。但是这种批评本身就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没有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去迎合本土公民社会需求的话，那么非洲的情况会更差。
南都：非洲国家是否自身需要这样一种介入呢?
吴强：这是最有争议的问题。非洲需不需要一个外来组织帮他们实现一个小型的转型正义，而且伴随一个可能痛苦的社会记忆的重建过程中，唤起人们对一个有关战乱故事的回忆?JosephK ony本人是死是活都已经是个谜了。对于有长期被殖民经历的非洲而言，对于自己过去的灾难，比如同处于大湖地区的卢旺达种族屠杀的问题，虽然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但要是有外人展开调查，哪怕是受害者，那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就会自然涌现，认为这是对其内政怀疑，对于其有没有正义的自我纠正能力的怀疑，就像中国今天的毛主义者很不情愿外部研究者来关注“文革”的受害者、大饥荒的受害者一样。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当地人民不愿意恢复正义，那么外部的人有没有权利去介入?这种介入不是传统外交上的武装介入，而是关于正义表达的介入，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当地人的受迫害情结下，是否愿意接受外部社会对本国正义的矫正，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
南都：从K ony2012的片子中可以看到很多乌干达人是主动寻求介入的，而且他们也是通过Invisible Chil-dren这个N G O组织来寻求帮助的，这意味着什么?
吴强：我们谈的一般意义上的干涉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干涉，国际社会基于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展开国家之间的交往。现在的困惑其实来自于康德所谓的道德义务。这些N G O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来源于人与人的交往。只要当地有一个人提出这种纠正需要，他们的行动就有了正当性，这就是道德义务，非常简单，就像IC创始人。乌干达有自己的法律，人民对于其主权认同，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外部人可以问，你们有没有道德的亏欠?事实上这一点在1992年巴尔干危机的时候已经开始显现了，当时直到出现了种族清洗，道德义务才足够强烈需要进行法律的干涉。而乌干达的童军问题远未到那种程度。不过，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对普通人的动员参与之后，道德义务可能会越来越强烈。
互联网改变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内容
南都：K ony2012是否显示了美国国内社会运动的一种变化，同时国内政治的新变化?
吴强：社会运动就是一种传播的运动，已经逐步脱离了街头形态，成了一种新型的以传播为主的政治形态。哈贝马斯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交往理性问题，交往理性就是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互动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本身带有强烈的道德义务，行动却可能很温和。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传统以政客、利益集团为主的美国政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公民社会的政治主导性却在加强，这一点和欧洲越来越相似。很多欧洲人都觉得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向欧洲政治学习，克隆欧洲社会民主政治的模式。奥巴马力图从公民社会中寻求民主的合法性，而非仅仅依赖传统资源，如宪法、选举、利益集团。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有着托克维尔曾经描述的那么强大的公民社会传统，很多人都在描述美国民主的衰败，暗指就是公民社会的衰落，社会资本在减少。当时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普特南就说美国人现在越来越孤独，独自去打保龄球的现象在增加。克林顿总统聘任他做政治顾问，专门请他去白宫讲如何建设公民社会，这一进程在小布什时代也是继续的，茶党的出现、右翼公民社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也说明美国公民社会在复苏。奥巴马不仅继承了复苏公民社会的路线，还向欧洲政治看齐。
南都：K ony2012影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很多大众明星放到了一般政客之上，明星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来做代表?
吴强：其实这种情况很普遍，比如达沃斯论坛，娱乐明星已经和政客并肩而坐，U 2的主唱波诺就和大国政客以及比尔·盖茨等共同讨论全球问题。乔治·克鲁尼，安吉里拉·朱莉等等娱乐明星参与公民社会建设也早已经是一种潮流，朱莉在艾滋病、儿童救助等问题上多年都有参与，而且一直是联合国大使，推动全球对儿童的救助，可以说他们已经是公民社会的先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卫·鲍伊参与反战反饥饿，还被认为是出风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代表着公民社会与立法机构、与政客对话。政治舞台是平等的，这些明星一直生活在舞台上，有各种表演的技巧，有自己的拥趸，如果他们有政治能力、有政治意愿做代表，也会自然成为代表。
南都：当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这个事件对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吴强：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公民缺乏与政府的对话渠道。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被收集起来，形成舆情报告，政府有选择性的听取。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刚刚在两会闭幕时提出的，他欢迎网友去中南海对话。对话非常重要，一切政治都应在对话中展开，中国外交不是一直在倡导用对话解决国际纠纷吗?国内政治中，对话只能更重要，而且这种对话必须基于平等的基础。K ony2012所展现的，是公民们通过打电话，写E-m ail，在街头喊话，娱乐明星们公开呼吁，等等直接性、公示性的对话，要求政客做出回应。现在中国也一样，公民们在微博上的言论被说成喧嚣也好、狂欢也好，就是要求对话。所以，在中国，重建对话对中国政治非常急迫、对于提高现行政治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当局也释放了愿意对话的信号。这正是中国学习各种对话形式最好的时机，亟待建立一种商谈政治框架，通过商谈重塑政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