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Kony2012,互联网改变了政治参与
http://www.5ipr.cn   2012-04-05 00:00:00   我爱公关网   

因为新媒体本身的特性,它的碎片化,它的网络性,它的快速传播性,它更容易让人接近,更方便让人参与,W EB2.0本身就是很容易参与的一种形式。

  近日,最流行的影片应该是由美国的非政府组织InvisibleChildren所拍摄的政治小短片Kony2012了。这个旨在通缉中非乌干达共和国一个犯有绑架和残害儿童罪的军阀Joseph K ony的视频短片,上传当天就被转发了两千多万次,成为互联网上前所未见的事件。在这个FaceBook的用户已经超过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人口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突然变得那么简单。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政治源于人们对共同体的需要,当技术已经使得人们可以前所未有地接近时,古老的“政治”的内容也在悄然改变。阿拉伯那一波运动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网络对一国政治的影响,而这次Kony2012又让我们发现网络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如何面对民众在网络上的“拍砖”,是政府需要面对的。这其实已经是一个全球政府需要应对的问题,本报就此专访了杜伊斯堡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吴强。

美各界吁抓捕乌干达“圣灵抵抗军”领导人Joseph Kony
美各界吁抓捕乌干达“圣灵抵抗军”领导人Joseph Kony

  Kony2012是网络政治动员新形式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从阿拉伯那一波运动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网络社会动员形式。这次K ony2012的迅速流行,从具体内容到组织者都和之前不同,是否网络政治动员的一种升华?

  吴强:说是升华可能有些夸大,但确实是社会运动最新的一种形式。Invisible Children这个组织为此已经进行了九年的动员活动,各种方法都用了。他们希望引起关注,但是九年的努力都没有Y outube这次传播有效果。单从他们自己动员游说方式的对比,结果就已经很清楚了。同时K ony2012也应该说是突尼斯那一波运动以来,网络社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阶段,虽然这是个小事件,小组织发动的,但是已经跨出北美,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事件了,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那么我们就需要问的是,这种影响力究竟从何而来。

  南都:那么这种强大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吴强:因为新媒体本身的特性,它的碎片化,它的网络性,它的快速传播性,它更容易让人接近,更方便让人参与,W EB2.0本身就是很容易参与的一种形式。K ony2012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种诉求很低、极易参与的动员。提出的要求很简单,仅仅要求你转发、关注。很自然地,也会自发产生一些积极分子,会去打电话给自己选区的民意代表,不管是市议员,州议员还是联邦议员。相比传统社会运动的号召,其诉求目标也不高,很难为民意代表所拒绝。像占领华尔街运动,要求你坚持下去,占领不止一天两天。K ony2012目的就在于让大家都知道。其次InvisibleChildren是个小组织,所要追查的乌干达军阀JosephK ony,在国际上也算不上巨奸大恶。在政客看来这种事情完全无关紧要,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去介入别国内政,破坏与非洲的关系。但是惩办这个小恶谁又能做得到呢?让那些受害者去寻求国际刑事法庭去抓吗?国际刑事法庭是一直在通缉,但自身力量不足,也没有一个政治实体给予支持,根本做不到。但他们利用社会运动的所有动员方式加上W eb2.0的巨大传播效果,把这个小恶给抬起来,追求实现一个很小的正义。他们广泛地去发动集会、游说,用搭便车的方式,比如在共和党总统竞选的初选会场上打出看板。现在有批评意见说他们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善款是用在中非项目,其他的钱都用来做政治推广和组织运营,这其实很正常,何况IC还获得慈善导航的三星评级(最高等级是四星,K ony2012项目则获得四星评价)。我个人看来,只要改变了公众意识,其实目的就达到了。

  南都:这实际上和职业政客主导的政治是两回事了。

  吴强:对。对于参与其中的普通民众而言,很多政治上大的恶由政客替他们代表去做道德和法律上的商谈,公民个人未必有兴趣和能力去参与,而且还牵涉到许多原则性的问题。比如出兵伊拉克,伊朗的核问题,阿富汗的反恐问题等等,这些大的政治议题都被政客和媒体所垄断。相比之下,IC之类小型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大事情。通过K ony2012,IC把政治和普通公众的距离缩短,这才是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的艺术所在,让普通人的生活政治化。

  国际政治中道义协助与干涉已经趋强

  南都:目前对它的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有指出他们的数据夸大。乌干达的政府官员则表示,这个片子最大的特点是让世界以为乌干达还处于战乱之中,而事实上“圣灵抵抗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已经是南苏丹和中非等国了。那么K ony2012是否有混淆视听,夸大事实的问题呢?

  吴强:确实有这样的情况,结合非洲和大湖地区这些年的变化,已经初步稳定,走上欣欣向荣的发展道路了。特别是乌干达,与刚果、尼日尼亚以及南非并列为非洲四大新兴国家,国际社会相当看好乌干达的转型以及发展。但是Invisible Children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没有义务去给它做正面宣传。它关注的这个小的恶,可能正是乌干达的发展和转型无暇顾及的、恰恰也是现有国际体系之下所忽略的东西。这里其实不存在所谓的武装干涉的问题。真要等南苏丹、中非政局稳定了,这些国家自己来处理,那至少在20年后,其实已经晚了。

  至于说南苏丹问题,其实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已经为此焦头烂额了十几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也有很多的国家、财团进行开发投资。而K ony2012完全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动员民众做自己选择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市场自由的问题。如何在非政府组织的公益市场上去竞争去得到最大化的关注,就是一个有关正义的问题。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行销就不成功,比如同样是拯救南苏丹的儿童疾病、饮水清洁的问题,但是并没有K ony2012的传播效果。Invisible Chil-dren长期也是默默无闻,一直在改善自己的营销方式。对IC创始人来说,他个人关心这个问题的动因来自哪里?来自于他个人强烈的感受,一个受害者在他去采访的时候打动了他,他把这个感受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支持他,这就足够了,这是一个志愿精神的自由,这是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公益市场的自由。

  南都:因为Invisible Children的游说,美国向乌干达派出了军事人员,是否造成了新的霸权殖民干涉?

  吴强:这样看太简单了。为满足一个小型社会运动的号召,美国政府派出一百军事顾问来帮助训练乌干达军队,其实是美国外交中的Sm artPow er(巧实力)的运用:更好地结合全球社会运动的呼声。一百名军事顾问,就满足国内几千万公民的诉求,赢得巨大的国际声望和选民支持,实在太合算了。奥巴马在国内政治议题上已经大量运用新媒体,现在外交也是利用新媒体,这是低成本的行动方式。不久前,他派出特种部队去索马里救出两名人质,很直接地处理了自己可能的外交麻烦,这也是Sm art Pow er的一种展现。用突击队解决,这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外交最大的实惠。国际社会这些年其实一直在关注亚洲和非洲内战国家,关于儿童兵的报道始终在持续,美国派军事顾问去协助乌干达政府军抓捕一个劣迹斑斑的反叛组织,可以说是很得人心的非传统外交活动。新世纪以来,非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是过去十年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洲。虽然说欧洲、美国政府一度从非洲退缩,但是他们的公民社会很积极,非政府组织并没有退出非洲。当然也受诟病,说它们总是拿人权问题做文章。还有人批评他们以白人至上主义的心态,用传统的新教普世主义的模式去介入非洲本土的这些事务。但是这种批评本身就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没有这些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去迎合本土公民社会需求的话,那么非洲的情况会更差。

  南都:非洲国家是否自身需要这样一种介入呢?

  吴强:这是最有争议的问题。非洲需不需要一个外来组织帮他们实现一个小型的转型正义,而且伴随一个可能痛苦的社会记忆的重建过程中,唤起人们对一个有关战乱故事的回忆?JosephK ony本人是死是活都已经是个谜了。对于有长期被殖民经历的非洲而言,对于自己过去的灾难,比如同处于大湖地区的卢旺达种族屠杀的问题,虽然已经恢复得很好了,但要是有外人展开调查,哪怕是受害者,那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就会自然涌现,认为这是对其内政怀疑,对于其有没有正义的自我纠正能力的怀疑,就像中国今天的毛主义者很不情愿外部研究者来关注“文革”的受害者、大饥荒的受害者一样。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当地人民不愿意恢复正义,那么外部的人有没有权利去介入?这种介入不是传统外交上的武装介入,而是关于正义表达的介入,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当地人的受迫害情结下,是否愿意接受外部社会对本国正义的矫正,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

  南都:从K ony2012的片子中可以看到很多乌干达人是主动寻求介入的,而且他们也是通过Invisible Chil-dren这个N G O组织来寻求帮助的,这意味着什么?

  吴强:我们谈的一般意义上的干涉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干涉,国际社会基于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展开国家之间的交往。现在的困惑其实来自于康德所谓的道德义务。这些N G O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来源于人与人的交往。只要当地有一个人提出这种纠正需要,他们的行动就有了正当性,这就是道德义务,非常简单,就像IC创始人。乌干达有自己的法律,人民对于其主权认同,这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外部人可以问,你们有没有道德的亏欠?事实上这一点在1992年巴尔干危机的时候已经开始显现了,当时直到出现了种族清洗,道德义务才足够强烈需要进行法律的干涉。而乌干达的童军问题远未到那种程度。不过,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对普通人的动员参与之后,道德义务可能会越来越强烈。

  互联网改变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内容

  南都:K ony2012是否显示了美国国内社会运动的一种变化,同时国内政治的新变化?

  吴强:社会运动就是一种传播的运动,已经逐步脱离了街头形态,成了一种新型的以传播为主的政治形态。哈贝马斯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交往理性问题,交往理性就是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互动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协商民主。协商本身带有强烈的道德义务,行动却可能很温和。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传统以政客、利益集团为主的美国政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公民社会的政治主导性却在加强,这一点和欧洲越来越相似。很多欧洲人都觉得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向欧洲政治学习,克隆欧洲社会民主政治的模式。奥巴马力图从公民社会中寻求民主的合法性,而非仅仅依赖传统资源,如宪法、选举、利益集团。在上世纪最后十年,有着托克维尔曾经描述的那么强大的公民社会传统,很多人都在描述美国民主的衰败,暗指就是公民社会的衰落,社会资本在减少。当时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普特南就说美国人现在越来越孤独,独自去打保龄球的现象在增加。克林顿总统聘任他做政治顾问,专门请他去白宫讲如何建设公民社会,这一进程在小布什时代也是继续的,茶党的出现、右翼公民社会的发展,某种意义上也说明美国公民社会在复苏。奥巴马不仅继承了复苏公民社会的路线,还向欧洲政治看齐。

  南都:K ony2012影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很多大众明星放到了一般政客之上,明星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能力来做代表?

  吴强:其实这种情况很普遍,比如达沃斯论坛,娱乐明星已经和政客并肩而坐,U 2的主唱波诺就和大国政客以及比尔·盖茨等共同讨论全球问题。乔治·克鲁尼,安吉里拉·朱莉等等娱乐明星参与公民社会建设也早已经是一种潮流,朱莉在艾滋病、儿童救助等问题上多年都有参与,而且一直是联合国大使,推动全球对儿童的救助,可以说他们已经是公民社会的先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卫·鲍伊参与反战反饥饿,还被认为是出风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代表着公民社会与立法机构、与政客对话。政治舞台是平等的,这些明星一直生活在舞台上,有各种表演的技巧,有自己的拥趸,如果他们有政治能力、有政治意愿做代表,也会自然成为代表。

  南都:当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这个事件对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吴强: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公民缺乏与政府的对话渠道。公民在网络上的言论被收集起来,形成舆情报告,政府有选择性的听取。但是,正如温家宝总理刚刚在两会闭幕时提出的,他欢迎网友去中南海对话。对话非常重要,一切政治都应在对话中展开,中国外交不是一直在倡导用对话解决国际纠纷吗?国内政治中,对话只能更重要,而且这种对话必须基于平等的基础。K ony2012所展现的,是公民们通过打电话,写E-m ail,在街头喊话,娱乐明星们公开呼吁,等等直接性、公示性的对话,要求政客做出回应。现在中国也一样,公民们在微博上的言论被说成喧嚣也好、狂欢也好,就是要求对话。所以,在中国,重建对话对中国政治非常急迫、对于提高现行政治的合法性非常重要。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当局也释放了愿意对话的信号。这正是中国学习各种对话形式最好的时机,亟待建立一种商谈政治框架,通过商谈重塑政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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